可惜谭嗣同却未在《仁学》中援引这一儒家最有时代意义的观念。
以此来衡量梦女士的行为，她当然有权利为儿子辩护，甚至故意隐瞒事实，都不会受到追究; 但她也可以不这样做，而且如果不这样做，她可能会被人们看做一个道德上更合格的母亲。当然，在传统社会，如果有一个君王在的话，那么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子民，于是即使不认得的人，只要是一国之民，相互都可以说是兄弟。
中国人要走出当今的道德困境，惟一的出路就是发挥出人所固有的理性，来对自己内心一直深信不疑的纯洁本心进行一番怀疑和测试，以理性来真正 认识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在别的方面做得很差，但如果在某个重要的方面还做得不错，人们就会评价这个人还有点良心，还没有突破道德底线。随着儿女长大后走向社会，对父母不孝的现象比传统社会要多得多，这就使得当代中国人里里外外都缺乏道德规范了。这不是什么知识，而是不虑而知的良知，一切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关系都要诉之于良知。而儿子做了任何错事，责任都在别人，因为儿子在她面前的确表现得如此懂礼貌、听话、善解人意，她不相信在外面儿子会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成为横行街头的银枪小霸王。
所以，由此出发，我们应当建立和逐渐形成与陌生人甚至与目前的敌人打交道的一套游戏规则，这就是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原则，也就是我们新的道德底线。所谓底线，就是做坏事的底线。(21)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载《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33)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载《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3页。⑦因此，处理好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的关系，是发展新玄学、重建哲学本体论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如果从特殊的观点看，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他说：宗教家说上帝造世界，而以上帝为超越于世界之上，即能造与所造为二。但只有到了科学与玄学论战，这个问题才真正在中国哲学界受到了关注、得到了探讨、成为焦点。
因此，贺麟认为：由‘物者理也‘天者理也‘性者理也的意思，进而发展到‘心者理也的思想，是先秦儒以及宋明儒的大趋势。因而，这些做法都难以说明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近数年来，有主张所谓全盘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部分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论者。换言之，我们承认内心心力可以使个人向上。(45)冯友兰：《新原道》，载《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关 键 词：现代新儒学 本体的主体性 本体的理想性 熊十力 冯友兰 贺麟 20世纪30-40年代，现代新儒学哲学家开展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工作，由此相继产生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三个新形态的哲学本体论体系。(51)在他看来，在这些超越经验、超乎形象的观念中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尽管不是现成的知识和实际的能力，但却是对于人生的觉解，即是对理性、对理想、对智慧的不断认识、理解和追求。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12)这里所说的心与理、心性与真理的关系，也就是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的关系。
新玄学之所以仍有其发展空间，就在于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科学无论如何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因而不能不舍科学而别求一种解释于哲学或玄学中(或曰形上学)⑤。犹之图式、器材、工师一样，要则俱要，不要则俱不要，不可一要一不要……冯先生但取旧理学的理、气而去其心，而同情于唯物论，真可说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
(28)体之心并不是外在于现象的绝对精神，而是存在于功用及现象界中的具体于每一物、每一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对于朱熹，他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在冯友兰看来，他在这里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50)。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与贺麟的新心学相当对立，因此前者为后者所直接吸取的观点几近于无(96)。他指出：冯先生认为任何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必依照理，必依据气，这是承继朱子认事物为理气之合的说法，而冯先生复特别对于朱子凡物莫不有理之说加以新的发挥。熊十力在凸显本体的主体性的同时也看到了本体的理想性，在重视心的同时也谈到了心与理的关系问题。(42)而对于王阳明心学，冯友兰认为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和很大的历史影响，但同时又指出有其严重缺陷：仅把理看作心的存在，认为无，心即无理，而没有看到实际事物中也有理的存在，没有看到心外亦有理。这使得新理学与新唯识论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现实的关怀，能够引发人们的兴趣、受到人们的关注。
人的行为不仅需要出自内心纯洁的动机，而且需要遵循合理的准则，只有心与理一才能保证其正确而有效。西方的产业革命，用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造成了生产工具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西方的生产方法由前近代的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转变成为近代的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从而促成西方的经济制度脱离了前近代的以家为本位底经济制度，建立了近代的以社会为本位底经济制度。
(89)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这四组主要命题分别提出了理气道体大全四个观念。
(51)冯友兰：《新原道》，载《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9页。(49)冯友兰：《新原道》，载《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4页。
(76)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可以说，正是这种哲学思想开展中的否定之否定，对新形态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内涵与发展空间作了逐渐全面、不断深化的拓展，一步步推进了现代新儒学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在他看来，他所主张建构的新玄学，既不是照搬自西方现代哲学，也不是回复到中国古代哲学，而应是东西合璧之玄学⑨。这当然是荒谬的，陆王学派的人也确实吃尽了这种谬论的苦头。
(93)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53)冯友兰：《新原道》，载《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页。
所谓理或道也不过是蕴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法则。自然与人生之可以理解。
这样一来，熊十力对心的强调，不仅是从体上讲良知本心宇宙的心，而且在用中亦讲与物相对的心，即一一物各具之心和我的心。再到贺麟主张心即理，把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结合起来。
有鉴于此，本文从探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心与理的本体论意涵入手，在心学路向与理学路向的分歧与互动中，考察熊、冯、贺三体系对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的不同阐发以及所呈现的螺旋上升运动，以求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些体系的建构思路、哲学内涵及其思想联系，并由此了解现代新儒学哲学家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内在逻辑。(31)在他看来，程朱派所谓理是在物，意思是说：理仍纯在事物上，心能管统事物之理，而心犹不即是理也。(57)冯友兰：《南渡集》，载《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2页。在他看来，早在宋明儒学那里，就对这一问题发生了理学路向与心学路向的分歧。
这一论战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具有哲学意味的思想论争，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具有重大的意义。(62)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这就是斯氏运用直观的知识方法，由知识即权力说，由服从自然说，而达到最高的精神力量与天为一的关键。本体底自身是个变化不可穷竭的物事(21)。
贺麟认为，对于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近代以来人们常用体用关系来加以说明，但要从体用关系上说明这一问题，需要把握道文化自然精神四个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四个观念中，理及气是人对于事物作理智底分析，所得底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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